【理论探索】顾海良：《共产党宣言》中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学理问题探讨——兼评熊彼特《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

Connor 火币交易所 2022-09-28 3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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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彼特币。

摘要：《共产党宣言》以唯物史观“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理论为基础，对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学理的阐释和应用，是对孔德提出的社会学学理的超越，也是对穆勒关于政治经济学要同“社会哲学”和“社会思想”结合理念的扬弃彼特币。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两个文本的比较研究，能够更为深透地理解《共产党宣言》中阐释的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学理及其特征。熊彼特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的“分析性”研究中，对《共产党宣言》“历史的经济解释”“社会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作出的阐释，对《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巨大的灾难”“生产过剩的瘟疫”和形成经济社会学基本“社会观点”作出的肯定性评价，瑕瑜互见，对我们深化《共产党宣言》中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学理研究有多方面学术启示。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经济学；经济社会学；马克思；熊彼特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著作彼特币。对《宣言》作出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学理问题的探索，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宣言》研究领域的突出现象。在这方面探索中，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49年发表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对《宣言》所作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以及经济社会学学理的分析，在西方学术界起过引导性的作用。搞清楚熊彼特从经济分析史上对《宣言》所作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别是经济社会学学理探索的得失，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宣言》中这些相关学科学理意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熊彼特对《宣言》中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理解的基本取向

熊彼特撰写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一文，发表在1949年6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彼特币。在这之前一年的1948年，正值《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熊彼特自认为他不是从“马克思学”（Marxology）意义上，而是从“科学的社会学史和经济学史，以及在马克思自身的科学著作中的地位”意义上来研究《宣言》的。这就是说，熊彼特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及两者相结合的经济社会学学理上，对《宣言》作出“分析性”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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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发表时，“政治经济学”已经是经济学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的名称，而“社会学”（sosiology）这一学科名称在1838年刚由奥古斯特·孔德提出，还没有进入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的学科行列，在很大程度上，还只存在于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相关的课题之中彼特币。在社会科学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学同经济学总是相向而行。在熊彼特看来，“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合作已经特别密切或富有成果，也不是说如果有更多的合作他们两方面都会进行得更好”；相反的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作为“相邻学科”，它们之间并没有能够生成“由严格的、甚至狭隘的专业化带来的效率”。

至于“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作为经济学学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彼特币。熊彼特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经济分析史》中，坚持把经济社会学看作经济学学科的组成部分。他把经济学学科体系分作两个级层：一是包括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三者在内的“基本学科”；二是作为“补充”的经济社会学学科。熊彼特认为“经济分析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经济效果；经济社会学处理的问题是他们怎样会这样行为的”，这里讲的“人类行为”，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不仅包括行动、动机、偏好，而且还包括与经济行为有关的社会制度，如政府管理体制、财产继承、契约等经济行为”。这里所说的“行动”“动机”“偏好”“经济行为”“社会制度”“政府管理体制”“财产继承”“契约”等，涉及的是与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相关的范畴及经济和社会问题。

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学科的推崇，在他20世纪初刚涉足经济学研究时就开始了彼特币。究其原因，与当时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嬗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宣言》发表的1848年，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也正式出版，该著作被看作是“完全有资格充当这个时期我们所谓的经典著作”彼特币。在这部著作中，穆勒在提到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就时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襁褓期。而社会哲学（实际上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从未使他所论述的特殊问题与社会哲学分开）虽然尚处于发展的最初时期，但同亚当·斯密时代相比也已大为进步。然而，自从有了这种学说以来，还没有人做过将他探讨问题的注重实际的方法和已增加的知识结合起来的尝试，或者像他使那个时代的哲学同社会经济现象相联系并取得那么令人敬佩的成就那样，坚持用现代最好的社会思想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在穆勒看来，斯密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趋于狭窄，没有能像斯密那样广泛吸收同时代的“社会哲学”及其他的“社会思想”。为了改变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这种偏向，穆勒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书名之后，刻意加上“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的副标题。1990年，在为穆勒这部著作撰写的“中译本序言”中，陈岱孙对这一副标题的意义作出积极评价，认为“这个副标题意味着穆勒在写本书时力图把经济学从李嘉图以次的英国经济学家们的教条精神中拯救出来；在经济理论分析中注入大量的对人类福利的关注和容忍的精神”。自1823年李嘉图去世后，“李嘉图学派”把这种“教条精神”进一步推向极端，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理上的狭窄化趋向愈加明显。

在穆勒著作发表后30年，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发表于1879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再版序”中，以经济学“边际革命”为旗号，提出了经济学同其他诸学科“共同的原则”问题，以此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问题作出了最初的解释彼特币。他认为，一直以来使用的“Political Economy这一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在所谓“共同的原则”基础上，政治经济学“最好的名称，是Economics。这个名称，既与旧名称比较更近似，又在形式上与Mathematics，Ethics，Aesthetics及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杰文斯进而认为，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学科的分类及其方法论也应该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数理分析方法应该大力度地介入，甚至“一切科学的经济学家皆须是数理的经济学家”。杰文斯尽管提出了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但他自己的著作还是沿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后，“经济学”才实际地成为经济学学科的主导性名称。

与此同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学得到长足发展，赫然进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彼特币。熊彼特在其早期的学术研究中，对社会学抱有极大的兴趣。他在1918年和1919年就撰写了《税收国家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The Economic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t ）的社会学论文；在1912—1914年间撰写的《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结合上，对“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作出最初的探索。

熊彼特关于经济社会学学科理念的萌生，直接受到马克斯·韦伯社会经济学学科观点的影响彼特币。1904年，韦伯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提出的“社会经济科学”（Die Sozial ökonomische Wissenschaft）的学科范畴，涵盖了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社会学等学科。在韦伯晚年未完成的著作《经济与社会》中，其经济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理念体现在“经济学的经济行动诸范畴”上。熊彼特早年撰写的著作《经济学说和方法史论》，就是作为韦伯组织编撰的《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一编出版的。

在学理上，熊彼特提出经济社会学学科，同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对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研究缺失的取向直接相关，也同斯密—李嘉图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衰落有关彼特币。

熊彼特在《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一书中提出，19世纪末，对“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性与应用性而非理论本身……很大程度上被人慢慢接受了”，这种变化“最先体现在英国，尤其是马歇尔引领英国的理论走向新的学术道路彼特币。”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我们看到的是古典学派方法与古典学派观点特征的形式，而非本质。”在经济学学科规定上，马歇尔的这种折衷主义的“经济学”不乏对历史（如杰文斯提倡的数理经济学史）、统计和理论（主要如边际主义理论）三者合成的研究，专注于熊彼特后来在《经济分析史》中所界定的经济学第一级层学科的研究，但明显缺乏熊彼特追求的经济社会学的第二级层学科的研究。可见，熊彼特试图用经济社会学学科来修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流行的经济学学理上的偏颇。

同时，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存在着过多的“统一的规范的原则”的局限性彼特币。熊彼特提出，在以斯密和李嘉图（还应该包括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上，呈现的只是“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经济学不能滞留于“统一的（规范的）原则”的研究上，而应该拓展理论视野，更加关注使得“真正分析”的“技术”和“工具”成为经济分析及其学科内涵的那些要素的研究。可见，经济社会学被熊彼特看作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科罅漏的弥补。

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彼特币，熊彼特在对他认为的“经济学”“社会学”及“经济社会学”学科的理解上，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熊彼特所谓的“经济学”并不是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指在《宣言》问世的那个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实际上指的是“边际革命”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彼特币。熊彼特以这种样式的“经济学”来议论《宣言》中的经济学或者经济社会学的问题，显然是有偏颇的。

二是熊彼特所谓的“经济社会学”是针对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和斯密—李嘉图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弊端提出的学科概念彼特币。这样的“经济社会学”学科，既没有19世纪40年代末社会学学科发轫时期的学理特点，也没有同一时期像约翰·穆勒这样的学者试图修正“李嘉图学派”偏颇的学科特征。由于熊彼特指称的“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与19世纪40年代末《宣言》发表年代的学科发展相背离，因而对《宣言》中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学科特征的分析也多有武断。

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中形成的“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理论，既是对孔德提出的社会学学理基础的超越，也是对穆勒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同时代的“社会哲学”和“社会思想”相结合的经济学学科理念的扬弃彼特币。在这一意义上，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作的这些总体性研究，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有机结合的特征，因而具有经济社会学学科特征，这个观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经济社会学”与熊彼特所定义的那种“经济社会学”并不完全相同。

二、《宣言》中经济社会学学理的运用和阐释

熊彼特认为，在《共产党宣言》的诸多理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经济学原理加以阐释的问题并不多，即使使用经济学原理作出的阐释，也很少有专属于马克思自己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明显地缺乏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才具备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理论，因为马克思是“在19世纪50年代才成为经济学家”的彼特币。

熊彼特的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彼特币。要能准确评价《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特征及其在《宣言》中应用的程度，必须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发表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出科学理解。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方式）—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理论，形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总体观念。正是在“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理论框架内，“马克思才有可能选取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因为这样，才使得“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社会整体结构，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也从来没有把生产关系同社会整体结构混为一谈，模糊政治经济学的特定对象”。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理论，不仅突破了当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学科偏狭的思想藩篱，也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历史观和社会观。

1883年，恩格斯在为《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彼特币。”恩格斯的这一评价对理解《宣言》的经济观、历史观和社会观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确实还没有真正发生，特别是还没有系统地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也还没有形成剩余价值范畴及全面揭示剩余价值的本质、来源和生产方式等彼特币。但是，马克思当时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宣言》中还是得到了成功体现。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地在“经济—社会整体结构”意义上呈现了经济社会学的学科特征和学理意蕴。这里以工资理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为例加以说明。

首先是在《哲学的贫困》中的理论创见彼特币。《哲学的贫困》出版于1847年，它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而撰写的。马克思认为，《哲学的贫困》包含了“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它同《宣言》一起，“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马克思自己认定，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三、《宣言》文本比较中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学理的呈现

四、对熊彼特关于《宣言》的经济社会学理解的剖析

（来源：《经济纵横》2022年第9期彼特币，有删减）